中国文化艺术进军海外的困境与中国文化艺术进军海外的困境与应对
左贞观

（本文刊载在《光明日报》、《南方周末》、《人民音乐》和《明报月刊》）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随着国际上各种文化交流交融日益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要从经济优势转化为文化优势，要让世界知道我们，理解我们，弘扬中国文化，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海外文化和价值观的认识和理解。今天想同各位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工作心得。
有这样一件事，令我记忆深刻。不久前有人来找我，说国内有一个400人的业余老年人合唱团想到莫斯科大剧院演出。我很惊讶，因为这是专门演歌剧的场地，不是什么样类型的团体都可以去演出的地方。连俄国那么著名的红军红旗歌舞团都不会想到要求在大剧院演出。我解释说，我可以安排莫斯科最好的柴科夫斯基音乐厅演出。对方说: “ 他们非要大剧院不可，没关系的，再贵也可以，钱不是问题，他们很有钱。” 为此，我无言以对。
最近几年，国内出现了一种风尚：只要你有钱，就可以去租维也纳金色大厅、去纽约、伦敦租音乐厅演出。在国外只是音乐家达到一定的国际声誉，才能被请到这样地方来演出。我们可以自己化钱，自己请自己。与其说这是去宏扬中华文化，不如说很多人是要去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后，这些人就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过。花钱无数，得到的实际效果又如何呢？
还有这样一件事带给我比较深的触动：在国庆50周年前夕，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蘅和中演总裁张宇来莫斯科商谈中央芭蕾舞团来俄罗斯演出事宜，使馆把我也叫去商量此事。当听到他们说要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带来俄罗斯演出，我赶紧伸出双手阻止他们这一想法。原因是，当时正处于俄罗斯的改革初期，苏联刚解体，许多人甚至于对十月革命持有否定态度。我很理解当时俄国人的心态： 对绷着脚、扛着枪的女兵是会有反感的。我建议他们最好不要演全剧，而作为中国芭蕾舞历史中有重要地位的一个作品，演出一个片断。中方接受了我的看法，只演了一个片断，改演了《黄河》，结果效果很不错。
另外，我想谈谈自己对《红色娘子军》的感受。由于在这个芭蕾舞上演时，我已定居在国外了，在舞剧出现时是同祖国完全隔离开的。后来在两国开放后回到中国，常听到国内说起《红色娘子军》，知道中国人特别喜欢这出舞剧，百看不厌，觉得很好奇。后来总算是有机会去看此剧了，我同我乐团的俄罗斯指挥一起观看了全剧，但它没能给我们俩人留下什么印象。原因在于，我们抛开了这个时期的历史背景，而只单纯地从它的艺术价值来欣赏的，这是我们同国内观众不一样的地方。
去年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给莫斯科带来了中国歌剧《木兰诗篇》，歌剧以音乐会形式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演出。在莫斯科演出众多的汪洋大海中，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团体演出完全陌生的故事情节的歌剧需要做巨大的广告。结果票都是由大使馆送的，几千人的大会堂只坐满了一半，都是友协的成员和当地华人，中场休息又有一半人离开。第二天，第三天我在网上想寻找媒体的反应，但一条短评都没能看到。带一个庞大的团体远道而来，阻下昂贵的场地和乐团，化费是可想而知的。但这样的演出有没有达到弘扬中华文化的目地呢？

日本的歌舞伎、能剧每次在俄国演出都会引起极大的轰动，难得一票。用日文的文言语演出的能剧怎么会在俄国那么受欢迎呢？因为那是很高水准的艺术，因为只要是真正的艺术，外国人是会欣赏的。这里不能不想起梅兰芳1935年在莫斯科的演出，真可谓犹如炸弹爆炸，使整个戏剧界都翻了天。俄罗斯观众现在也肯定会喜欢京剧的，但喜欢的是真正的京剧艺术，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漂亮的商业包装，而实质上却是低水平的表演。记得有一年中国的京剧团来莫斯科演出，演的差不多都是折子戏，里面不是武打就是翻跟头，没能演一出京剧全剧，大概是怕外国人看不懂。在演戏过程中，演员还半开玩笑，苯拙地说几句的俄语。第二天俄国报纸上有关京剧演出登出的文章的标题是：“原来京剧就是杂技”。台湾的云门舞集来过俄国多次，莫斯科观众已熟悉这个团了，每次剧场都满座。原因何在？ 它的舞剧里有创新性，有独特性，有艺术性，他们是把真正优秀的艺术奉献给了俄罗斯观众，而一味的曲意迎合，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听使馆工作人员说，一年中要是有100个俄罗斯团去中国演出的话，只有1-2个中国团会来俄罗斯演出。这种交流比例是多么的不对等。其实每年来俄国演出的各式各样的外国团体特别多，有些著名外国交响乐团甚至于愿意自费来俄国演出，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是因为这里的观众最懂音乐。现在，不是中国自己要推送出去的，而是人家想要从你这里引进过去的中国艺术团体实在太少。除了京剧、杂技外，在俄国可能感兴趣的还有少林寺武术（听说曾经到俄国来过一个冒牌团）。许多中国文艺团体去国外演出没有去做足够的宣传，造成大部分观众是当地的华人的窘相。另外，中国的艺术需要有自己的品牌（像俄罗斯的芭蕾舞，日本的歌舞伎，西班牙的弗拉明戈等），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有人去研究调查国外的文化市场，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操作和广告。这一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同我国文化相近的日本、韩国。我倒是觉得中国的昆曲要是能在国外好好宣传一番的话，一定能够成为中国的品牌的。
在这方面，还是想说说一些国家做法。日本的戏曲，印度的音乐和舞蹈在俄国很受欢迎。每一年许多国家都会有在俄国举办一些艺术节，文化周等。说起日本，莫斯科音乐学院有专门的日本音乐工作室，研究和演出日本音乐。为什么呢？很简单，只是因为日本送给了音乐学院一套如筝之类日本民族乐器，每年会派一两个老师来教日本音乐，并举办几次日本音乐会。不用花多少钱，影响却很大。日本很早就开始对自己文化作宣扬。西方对东方文化的知识很多是通过日本人撰写的书籍中了解到的，以为这就是日本的文化，西方通用的日语名称已成了品牌了，而这些其实都是起源于是中国，本应用中国名称的。还有，每次在莫斯科举办的一些音乐比赛，都有日本品牌挂在那里，他们会送一架Yamaha或Kawai钢琴, 然后选手必须演奏他们的钢琴。这种宣传是强势的。
许多国家对本国文化向国际的宣传是不惜精力和财力的。以下的实例足以说明这一点。我在莫斯科去听一位中国留学生开的独唱音乐会，他告诉我事情的经过，让我非常感慨: 仅仅只是因为他要演唱一位西班牙现代作曲家的作品，西班牙大使馆给他租下了昂贵的音乐厅，给音乐会印刷了精美的海报和节目单。西班牙使馆觉得能在莫斯科介绍他本国现代音乐作品非常重要，因而给予了巨大的支持。而中国著名钢琴家李云迪来莫斯科演出，作为中国的音乐家的独奏会在莫斯科是很罕见的，作为国际肖邦钢琴比赛第一名已经是品牌了，结果全场爆满，取得极大的成功。演出结束后波兰大使馆（没写错，不是中国大使馆）为李云迪举办了有二三百人参加的盛大酒会来欢迎中国音乐家。为什么波兰大使馆会那么重视这件事？ 因为他们认为李云迪为肖邦争了光，为波兰争了光。那么，是不是中国人更应当为我们的年轻的钢琴家李云迪感到自豪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笔者在俄罗斯已旅居50年，早已进入了俄国主流社会。我每年都要举办一些同中国有关的文化活动。在这些工作中感觉到很吃力，也很孤独，当地的中国商人为生存而奋斗，根本无兴趣参与和资助文化活动。虽然我同中国大使馆关系也很密切，但非常需要他们的帮助，不要说不可能得到的财力支持，但至少希望能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在莫斯科和中国有关的文化活动少得可怜，我觉得中国大使馆能起更积极地作用，来发挥当地华人的积极性。期望着莫斯科即将要建成的“中国文化中心”，相信它能发挥的更大的作用。
向海外推介中国文化，这是一条曲折而漫长的道路，需要大量纷繁复杂的工作。需要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付出艰苦的努力，同时也需要大量来自官方和民间的财力保障。而更重要的是，政府的资金投入确确实实要用对地方，找准切入点。
到俄国来演出的中国的艺术团体基本上是同一些官方活动（如国家年，庆祝两国建交几周年等）有关的。也就是邀请单位是俄罗斯官方机构，如文化部等。由于没有市场运作，一般演出的票都只是免费送的，很多人会把这一类演出只看作为政治活动。俄罗斯同西方国家的大部分演出早已都是私营演出公司自己来运作的，要是能让中国的非官方的私营演出公司同国外的演出公司直接搭沟的话，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大家都是市场操作，更容易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更有效地去运作。
这里讲一个很说明问题的小插曲：2007年在俄罗斯举办“中国年”时，由我创作的芭蕾舞剧《小河淌水》作为一个重要的演出项目在莫斯科上演了，我动员了一大批中国留学生、俄中友协的积极分子去贴海报，传送节目单，安排了媒体的记者招待会等等，结果演出那天，歌剧院全场爆满，演出前还有很多人等退票。就在那场演出后的一天，西藏歌舞团也在这个歌剧院演出，他们把在莫斯科整个的演出活动的操作权交给了俄罗斯一家国家的演出公司，结果市内没有能看见一张海报。演出前只见这家演出公司的人在剧场门口送票，动员过路人去看演出。这家国家演出公司完全无所谓上座率的问题，钱已拿到手了，做或不做宣传都一样的，我不禁为远道而来的西藏演员们深深惋惜。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俄罗斯人对中国文化是十分钟情的。记得50年代在苏联翻译出版了大批中国文学作品，包括四大名著、鲁迅、老舍等人的作品。连在中苏关系最差的六、七十年代，只要书店里出现俄译本的唐诗、宋词，不到几天就被卖光。曾有一大批的优秀的汉学家从事研究和翻译中国文学，俄罗斯人喜欢中国文学。但最近20多年来，在书店里没有能看到有一本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出版。世界上普遍存在中国书籍翻译不够这现象。是中国文字太难译吗？这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原因，社会的过度商业化恐怕才是根本原因。年轻一代的“汉学家”基本上消失了。翻译中文书籍的工作很辛苦，稿费又那么低，现在俄罗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都去合资企业当翻译，赚钱。但世界想认识中国，想理解中国，不仅是它的文学作品，感兴趣的还有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等。中国国内最近出现了大量的有意思的有关中国发展的各个领域的和历史、文化的书籍，外国人却读不到。笔者觉得这个重要问题有办法解决。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财力匮乏，国内的的学术、科研工作濒临瘫痪。当时美国金融家与慈善家索罗斯在俄国创立了基金会，捐款一亿美金来援助俄国学者、科学家，支持他们在相关领域进行著书和翻译工作，俄罗斯学者们可以提出自己的方案，经专门委员会审查批准后，可领到赞助金。在中国也可创建专门基金会来鼓励国外翻译家来翻译中国的重要的学术与文学作品。但在译作的选择中，要考虑到外国人想要读的是什么，而不要完全是我们想要给他们什么。可能我很幼稚，有人会说国家哪来那么多钱。但有时看到中国的干部或官员来俄罗斯“视察”时的挥金如土，我心中会想：这些钱可以翻译多少俄罗斯人愿意看到的有关中国的书籍。
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艺术是最好的载体，也是最好的媒体。艺术的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西方人（也包括俄罗斯人）对西藏的概念是怪怪的，有人甚至于会问我：“为什么中国侵占了西藏？”。后来我才知道，大部分人对西藏的印象是出于看了由布拉德-皮特主演的引人入胜的好莱坞的片子《西藏七年》得来的。这里我们不能不感觉到电影艺术的威力。中国也需要有这样的一部讲真实西藏的电影，中国有一流的导演和充足的财力，或者可以同外国的电影大师们合作，联合拍摄。大家都对世界上这个神秘的地区很感兴趣，很重要是用什么角度来演绎它。我在俄罗斯也曾看过几部很不错的有关西藏的纪录片，但也都是英国BBC拍摄的。在中国驻俄罗斯使馆的一些活动时也偶尔能拿到有关西藏的宣传小册子，但都印刷的特别简单，连图片都没有，干巴巴的文字和数字经不起看的。
有不少国家有着一种很好的传统，设置一种荣誉，来奖励对宣扬在本国文化有功绩的本国人或外国人。俄国设有《友谊勋章》颁发给有成就的公民和外国人。我知道在中国荣获这枚勋章的就有：翻译苏俄歌曲歌词的薛范；著名中国音乐家，曾在苏联留学的吴祖强；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戈宝权和高莽等。西方的艺术家荣获这勋章的有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美国钢琴家范-克莱本等。我本人有幸接受普京总统亲手授予我的《友谊勋章》，虽然提名我的是俄罗斯作曲家协会，来表彰我在艺术上的成就，但其中也有点表扬我在中俄文化交流方面做的工作的意味。中国大可效仿国外的这种做法。
据说拍摄了一部再好的电影，也至少要用拍摄投入资金的30%来做宣传和炒作。中国现在需要这样不惜财力和不惜气力地大力宣传自己，最后能得到的效益是无法估计的。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传统丰富，可以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几千年的文明和中国当代所取的具大的成就。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很闭塞。如今30 多年的飞跃发展，中国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随着国际上各种文化交流交融日益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要从经济优势转化为文化优势，要让世界知道我们，理解我们，应当将一个“文化中国”的形象呈现在世界面前，它应当是一个有活力的，能创新的文明古国和当今大国。毫无疑问，在海外弘扬中国文化，大力地推介和宣传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任重而道远，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左贞观-俄籍华裔作曲家，俄罗斯功勋艺术家，国家《友谊勋章》获得者，俄罗斯爱乐乐团团长